瞿明宙，字晓白，男，1897年12月16日出生于江苏靖江县，1988年11月29日因病殁于上海，享年91岁。

瞿明宙是云南农业大学最早的教授之一。他先后任原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昆明农林学院、云南农业大学教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分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第二、第三届委员；民革云南大学支部第一届主委；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委员、顾问。

瞿明宙教授到云南工作40多年，对云南社会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尤其是1938年到1949年间，始终致力于云南的合作事业，助力于云南农村经济之复苏,他为农业科学研究和教学育人，为边疆的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瞿明宙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江苏靖江。其祖父为前清科举举人，在当地开办私塾，父亲为私塾教员。幼年时期在家乡随父就读于私塾，1916年19岁时考入江苏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又于1922年进入上海同文书院晋读深造。在上海读书期间，瞿先生接触了大量的进步思想,加之他与瞿秋白（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有亲戚关系，深受其影响，进一步促使他的新思想向具体行动转化。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并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此事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5月30日上午，瞿明宙参加了由中共中央组织的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的游行，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抓捕学生四十余人，射杀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死亡三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瞿先生作为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横遭镇压而负伤。

从1926到1928年，瞿明宙返回江苏宜兴，执教于当地小学，同时积极从事益国爱民的社会活动。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案》，把“党化教育”具体化，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学校课程和教学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瞿先生因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反对党派干预教育事业而被迫停职。

1927年4月17日，李石曾向国民政府提议设立“中研院”。5月9日，决定成立筹备处，由蔡元培等负责筹备。1928年在南京召开了“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大学院“中研院”组织条例》。1928年4月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任命蔡元培为院长。

“中研院”的成立，为已被停职的瞿明宙打开了一条新的生路，他于1928年10月重赴上海，投考“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良好的素质和能力为蔡元培先生所器重，并被录取，师从蔡氏门下。1930年瞿明宙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研究室(带职就读)，攻读农业经济与产业合作专业。1933年学成回南京，就职于“中研院”，任助理。1934年,他受“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委派出国考察。为此瞿明宙先生重返日本，为陈翰笙先生而驻足于东京，在东洋文库收集明治维新的有关资料文献，完成使命后于1935年返国，继续供职“中研院”，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及合作农村经济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认识国情，开展革命，必须全面而系统周密地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当时，曾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瀚笙，利用国民党官方研究机构的名义，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这些调查的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和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广泛调查。这次调查对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尤其是对正确认识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和阶级状况奠定了重要基础，为我党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瞿明宙先生参加的这次由陈瀚笙等负责的白区调查是一次重要的调查，人员多是当时的进步青年，如王寅生、陈洪进、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冶芳、张锡昌、刘端生、秦柳芳、姜君辰、石凯福、廖凯声等。

不久，由于陈翰笙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退出“中研院”。但是他邀集了原来与他一起工作的钱俊瑞、王寅生、孙冶方、薛暮桥、张锡昌、刘端生等，还邀集了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等，于1933年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瞿明宙先生加入了上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农村调查及通讯联络工作，并对中国的农村经济及合作教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员有1025人, 遍及17个省和海外欧、美、日等国。研究会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上海出版了《中国农村》这一刊物，瞿先生不仅要协助刊物的工作，还要经常为《中国农村》撰稿，并公开于《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农田押租底进展》的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2月，爱国人士安若定在原来孤星社的基础上于南京发起成立铸魂学社，发行《大侠周刊》，宣传大侠魂，并力图将其作为推行三民主义，希望通过国民思想上的转变来进行抗日救亡运动。铸魂学社建立后，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瞿先生1933年从日本回国后，即加入铸魂学社，并任干事长一职，安若定为社长。瞿先生在铸魂学社工作刻苦耐劳，以身作则，很好地体现了学社的精神。铸魂学社在抗日运动中非常活跃，在动员全民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号召作用。1935年华北事变中，殷汝耕叛国投敌，受到全国各届声讨。南京各学术团体在中央大学举行全京学术团体联合会声讨殷逆，铸魂学社推举瞿先生起草讨逆通电三则。要求中央政府“明令华北军政领袖，速为实力制裁”；表示铸魂学社愿意成为华北地方当局的“后盾”，希望华北当局能够“使国贼伏诛，山河无缺”；号召全国各学术团体“以坚凝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求民族复兴之迅速成功。”1937年瞿先生离开南京后，便没有再从事铸魂学社的相关工作了。

在“中研院”期间，瞿明宙撰写了《台湾的租佃制度》，《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二》（国立“中研院”出版，蔡元培序，上海，1931年），该书除国内图书馆有存外，还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有藏）、《中国租佃制度》（刊载于第一国际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1934）、《日本重工业的前途——东京通信》（刊于《世界知识》1935年，第4期）、《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刊于《东方杂志》1935年，32卷19号）、《中国农田押租底进展》（《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4期）等研究论文；和宗华、陈翰笙同著《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1930年出版，现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其中《中国租佃制度》和《台湾的租佃制度》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收集到薛暮桥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3）》之中，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瞿明宙在国立“中研院”期间的研究著作《台湾的租佃制度》《中国农田押租底进展》和《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是当时学术界关注度较高的几篇文章。他的《中国农田押租底进展》，对全国农田押租底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梳理。在《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一文中，瞿先生认为，日本移民我国东北有急进、缓进之分。“急进派主张以和平方式的移民完成军事计划的初步，因此不惜以武力作移民的后盾。缓进派主张在整个南满、关东产业开发政策下，设立移民试验区，由试办而徐图进展。”九一八前是缓进，之后是急进。该文对日本控制下的朝鲜移民势力扩张进行详细的梳理，是瞿文的一大特点。

瞿明宙先生1935年回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瞿先生从南京来到汉口，在革命抗战中心地点做救亡工作，后因前方吃紧，中央号召参加革命的同志，疏散到后方各地。许多留欧、留日学子纷纷迁移内地，瞿明宙亦随迁，于1937年10月举家来到云南。

云南虽地处边陲，但其丰盈的物产、温宜的气候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对各方有识之士产生了吸引力，且当时正值全民支援抗战，时局紧张，国事凋零，锦绣河山遭沦陷，昆明已成为抗战大后方，是继续坚持抗战的重要基地和凝聚核心。当时，旅滇的留日、留美、留欧学子众多，他们均应邀授职，为云南边疆的开发和为抗战尽心尽力做贡献，体现了一片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瞿先生也在其任职的岗位上以一种可贵的敬业爱国精神，受到了同行业同仁的赞许。

1937年10月到达云南后，瞿明宙夫妇先由好友王武科介绍，到大理中学任教，瞿明宙任教导主任。1938年大理中学校长杨伯伦被调到镇南（现名南华）师范，瞿先生亦调到镇南师范任教导主任，照常当教师。杨伯伦到镇南师范后坚持镇压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反动立场，压制镇南师范学生的民主抗日运动。为了扑灭学生的爱国运动，镇南县（南华县）反动当局竟然扣发了政府每月补助给学生的30元（老滇票）津贴，断绝了学生的生活费来源，迫使镇南师范学生自行解散。瞿先生因反对杨伯伦的镇压行为，遂在此时离开镇南师范，来到昆明。

1938年初，云南省合作事业委员会成立。经委会秘书王武科即聘瞿先生到会任技术专员。1939年，瞿明宙又担任第一届合作指导员训练班的教务组组长，他拟办的各项课程讲授不仅井井有条，而且每周还兼课两小时。学员毕业后，他还协助成立了各地的指导员办事处，瞿先生留在处内，在技术股负责各地指导员的领导工作，凡指导员报来的报表和请示事项都由他审批答复、指示。不久，日本经常派飞机轰炸昆明。合作指导员训练班奉命疏散到昆明南部三甲村，瞿先生随之前往，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2年12月，建设厅的合作事业管理处与合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云南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同时还成立了云南省合作金库,瞿时宙先生先后任秘书、主任秘书。后来瞿先生受云南金融界知名人士杨克诚推荐，先后担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专员、云南省合作社联会社总经理、合作金库副理等要职。云南的合作事业始终以信用合作性质的合作库为中心,促进了合作事业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进和发展。

瞿先生在悉心调查和研究农村经济改制、建制暨实施的基础上，于1948年9月12日及10月12日连续在《平民日报》上发表了《防堵商业资本侵入农村》和《为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借箸一筹》的文章，讨论了农经的各项实际内容和进一步改革实践，以及如何进一步获取粮果等重要问题，文章内涵广逐、深邃；与此同时，文章力革官府成说成律的风气，以具体事实来说明必须防止腐败，督成民有、民营、民享，进而创立独具青春活力的民主农村经济。

1949年，合作事业管理处又改由云南建设厅领导，瞿先生随即辞职，专任云南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经济教授。

在云南工作期间，瞿明宙先生努力奋发，写下了《中国合作教育的尝试》（前中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出版，1938年，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刍议》（刊于《今日评论》1939年第1 卷第9期）、《建设新云南产业区刍议》（刊于《云南建设》1945年第1期）、《拟请修订合作金库条例意见书》（刊于《新合作》1949年第4卷第3期）、《简易合作读本》下册 （云南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1941年出版）、编辑《云南实业通讯·复刊号》（1942年）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献。

从1938年到1949年的十二年间，瞿先生一直效力于云南的合作事业和教书育人事业。抗战胜利之后，虽然许多机构和人员纷纷迁回内地，而瞿先生仍独驻滇城，坚持寒窗，宿志甘为孺子之师和为云南的合作事业效力，为云南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

瞿明宙先生一贯爱国，刚直不阿，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之后，1947年8月，他毅然参加了在昆明以杨杰先生为首的星期座谈会，在云南进行了一些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政治的斗争，对于加速蒋家王朝的崩溃,争取云南和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1950 年7月22日，民革中央第二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民革云南省分部筹备委员会，任命张天放、瞿明宙等9人为筹备委员，进行筹建工作。在中共有关组织和统战部门的帮助下,在机关单位和文教科技界发展了一批成员，一面学习政治时事,一面参与人民政权建设等重大政治活动。1956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云南民革党员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民革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瞿明宙先生当选为民革云南省委第一届委员；之后，又当选为民革云南省委第二届、第三届常委；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瞿明宙先生通过努力，于1953年在云南大学创建了民革云南大学支部，任第一届主委。在担任民革常委和政协委员期间，瞿先生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各项活动，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发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投身反帝爱国和争取祖国统一的伟大斗争，踊跃参加国家的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实践，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58年昆明农林学院独立建院。建院时，尽管昆明农林学院只有民革成员2人，瞿明宙任民革昆明农林学院小组组长，仍由民革云大支部领导。

1961年5月12日，经云南省总工会批准，中国教育工会昆明农学院基层委员会成立，瞿明宙当选为工会主席。在任工会主席期间，瞿先生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上级的指示，重点为教职工解决生活福利问题，成立了教职工互助储金会。同时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活跃文化生活，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和稳定，对学院的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1966年起，瞿明宙兼任昆明农林学院图书馆馆长，为后来云南农业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必备的基础。

瞿明宙先生来到云南后，1940年秋季，应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兼任云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和农学院农艺学系，分别承担“土地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教学工作。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寇疯狂席卷东南亚，旋即入侵云南，昆明地区连遭空袭。为避免日机的轰炸和骚扰，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云南大学在呈贡设立了分校。瞿先生经常被安排到呈贡分校授课，尽管他在合作事业委员会兼任工作，不能分身寄住呈贡，但每逢上课之日，均于黎明前动身，乘坐又脏又乱的小火车，准时赶到课堂，风雨无阻，从不误教。本着教书育人、读书明礼这一明鉴和准则，他在教学工作中尽心尽责，任劳任怨，言教身带，身体力行，并主动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热忱帮助他们提高业务，使他们能够独立开课和开展学术研究。

瞿明宙先生十分尊重民族文化，并力图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他的教学中，他在《平民日报》1948年7月8日第4版发表的题为“检讨与反省”的文章中谈到应该承传中国美德和伦理哲（学）的内涵。他说：审东、西洋政治哲学之博大精深者，要数我先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之说最为完备，吾族之能发扬，未始非系于此，故吾人实不应舍我国故文物，而全面欧化。

1949年瞿先生辞去合管处职务后专任云南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经济教授。1950年云南解放后，云南大学成立了农学院农业经济教研组，瞿先生任教授，讲授农业经济学，同时积极参加党号召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到农村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无怨言。

1956年暑期，云南大学接受了国家高等教育部的任务，组成以文、法、理、农为主的七人考察小组，到全国各地进行参观考察。当时交通条件尚不发达，瞿明宙先生作为小组高龄成员，欣然接受任务，虽旅途艰辛仍精神矍铄。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细心考察和发掘与自己专业的相关问题，如“中国的农业经济”及“中国的合作教育”等，并以此充实教学内容，尤其是突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社校挂钩等非常有针对性的施教内容。

1958年，根据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精神，中共云南省委、省人大贯彻中央关于高等农林院校迁往农村办学的精神，云南大学农学系、森林学系从学校分出，独立建校，经考察，选择北郊黑龙潭附近的云南省荣誉军人学校校舍作为院址，成立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农林学院独立建院后，当年7月中旬，云南大学农、林两系师生员工，克服困难开始搬迁，于短期内迁入新校址并开始了教学工作。瞿明宙先生无条件服从调派，随同前往，当时教研组中只有8位教师。1962年，瞿先生担任昆明农林学院农业经济教研组组长，继续从事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讲授农业经济学，每周上二次课。当时所授的课程没有教材，但是他能克服困难，根据实际需要，坚持“教学应当为生产服务”的观点，主要讲授以苏联农业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为主的内容。瞿明宙先生不仅在教学中认真负责，而且治学严谨，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教导青年教师“做学问、搞研究要下苦功夫，不能急于求成，要像蜜蜂采蜜，要融合成自己的东西”，他毕生忠诚人民教育事业，无怨无悔。

但遗憾的是尽管瞿明宙先生厚学强识、造诣渊深，虽农业研究天地广阔，任重而道远；然亦与其他老一辈学人时遇相同，在频繁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瞿先生曾受很大的冲击，身心备受摧残，从此常与病魔作斗争，亦难能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工作。1978年他由农大退休离开昆明返回他的故地上海时，在欢送会上，他曾以顺口溜表达其内心所感：

三个假案，十年磨折，

“帮”祸蔓延，谈何昭雪！

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正义平反，“臭”九帽摘。

盛世躬逢，允宜补拙，

垂念衰病，病退休息，

“卌”年滇教，愧对本职，

感蒙关怀，不断教育，

尽吾有生，改造团结。

退休后，瞿先生定居上海女儿家中，但是他始终热爱民革组织，热爱民革工作，关心祖国统一事业，积极参加民革的各项活动和组织生活，成为民革中受人崇敬的长者。回上海定居时，尽管当时的上海居住条件较差，但是他从未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而且总是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百废待兴，我们要自觉地分忧”。每次参加上海市民革的会议，他从不要车接送，总是自己坐公共车去。每当有人提出采访他或是请他讲一些过去的事，他总是谦让地说：“多写那些有功之臣吧，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生活中瞿先生十分注重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当时社区办向阳院时,他用“文革” 后补发的工资买了小区第一台彩电供大家娱乐。

1982年春节期间，云南农业大学曾致函慰问；他以谦虚动人、蕴涵深刻感激之情的吟词复书表明谢意，词曰：

德雨雄风播新春，云南农大传党恩；沪东偷闲我多愧，问心何以报知音。

云农奠基呈贡日，教事临于四十年；传经无方频内疚，敢蒙赐慰铭心田。

1981年2月4日，民革上海市委员会组织了“寿星会”，瞿明宙先生应邀出席，亦兴然吟词歌颂盛世，词曰：

八字方针如北辰，基本原则定乾坤；

发扬民主十二字，调整经济三五申。

同心同德建四化，产销收支报平衡；

喜闻各族歌盛世，乐同台胞叙新春。

蒙赐退休已三冬，职能未尽愧五中；

驽马何敢竞驷力，小卒愿试充边锋。

星辰慰信传党恩，盛世德者励后生；

愧我不才受隆遇，献身四化效忠诚。